在本书中，进而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另外一些动因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我们将在本书中以更多的篇幅来描述这些动因，起码不至于成为毁灭这个地球的元凶；例如，我们共同居住在一个日渐遭到破坏的地球上（如果可以这么表述的话）；道德经济真的可行吗？换而言之，他们需要通过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而获得人生的成就感，道德能否将企业、消费者、投资者、员工、激进主义分子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超越于利润的社会目标上。但的确有不少是实至名归的。围绕共同的事业激发凝聚力的能力非常有助于激励知识创新型的员工。这种转变能否为新型“社会契约”奠定基础，其中的动因多种多样，转而尝试成为“行善的力量”（援引自英国率先提出的倡议）。我们想要弄清楚的是，
同时，激进主义分子也开始接受与企业开展合作了。我们仍记得，始于西雅图和热那亚的社会运动促成了社会企业的建立，他们将企业视为伙伴，而非敌手。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时代已告终结，代之以对乌迈尔·哈克（Umair Hacque）与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的推崇，后者宣扬的是旨在解决更多社会问题的改良资本主义。
我们提出的问题与诚信毫无关系（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娜奥米·克莱恩）。“绿色”与“道德”是极佳的营销诉求，它们有助于企业开辟新的业务领域。例如，尽管其中不乏自我粉饰或者飘绿的成分，大企业中的多数员工都是自觉的道德主体，有些则是人尽皆知的。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实际上更为重要。民意在呼唤社会的良知；企业与经理们有充分的理由摒弃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关于企业本应专注于追求利润的主张。
几年前，我们应邀出席了一家世界顶级消费品企业举办的研讨会，参会者都是该企业的高管。举办者可谓别出心裁，将会场安排在一家经过改造的啤酒厂里。如此非正式的安排，是为了突出“创造性”和“打破常规”的主旨（场所内摆放着阅读用的坐垫，还有各种玩具以及便利贴之类的东西）。研讨围绕着“伦理对商业的挑战”展开。我们本想照本宣科，但当幻灯片刚刚放到第三张的时候就被一位表情严肃的女企业家打断了。她高声说道：“嗨，这些我们都懂，我们都知道不能再走资本主义企业的老路了!”当时，这些线年），但当我们与更多的经理和企业家们交流之后，我们发现，这种观念已渐渐成为一种共识，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尤其如此。事实上，大大小小的公司都为不同的价值观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在盎格鲁-撒克逊企业界，举凡达到中等规模的公司，尚未自觉制定企业责任规范的情形已经不多见了（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企业在这方面的开支急速攀升）。许多公司主动与非营利组织开展合作，向社会企业家提供资助（得益于这些企业的资助，公益创业方兴未艾）。如今，许多公司公开声明，他们的首要目标并非赢利，而是保卫地球，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具体而言，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生产的核心产品传达对社会的关爱，比如“提高食品信息透明度，增加人们对营养的摄入，从而提高其健康水平”，而不是单纯地“兜售酸奶”。
我们相信，道德经济是可行的，但企业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变身为道德模范。本书的主要论点是：道德经济由多种深层结构性因素所驱动，它们与信息社会的价值生产方式密切相关。我们认为，企业在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入，无论多么至诚至善，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真正能促成道德经济诞生的因素蕴含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但是，若要实现道德经济，则离不开利益相关者和政治机构的积极参与。我们尤其认为，更彻底地实现道德经济需要一